三
中国作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说穷人的山寨体现在崇拜和模拟富人的生活方式，那富人也同样是山寨的。中国的今日的富裕阶层可以说世界上致富速度最快的一代人。他们的上一代也大都是农民或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他们大多在少于3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从赤贫到巨富的过程。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下，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半边缘的位置。在这个没有贵族的社会，他们以效仿西方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来标榜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贵族地位，然而这种文化身份的学习却不能像财富积累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他们对西方文化身份也处于一种相对陌生和不熟练的状态。如果说穷人对这种匮乏状态的补偿性解决方案是对山寨内容的生产和消费，那么富人的补偿性解决则是消费，是想象性的通过消费水平的补偿来填充这种内在的匮乏。
我的一位生长在中国北方小城的同学告诉我，他每年放假回家，都会看到某种名贵汽车集中出现在城市的主要商业区，这种潮流每年一变，前年是 BMW X5，去年是porsche cayenne，今年换成了Range Rover(译注：路虎览胜)。他说，好像全城的富人都在追逐一种潮流，至于这种潮流究竟是什么，他们自己似乎也不太清楚，总之，在潮流面前，不能让自己落后。
中国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之一冯小刚，在他最近完成的一部为雅虎搜索拍摄广告作品中，由著名喜剧演员范(范伟)扮演的秦老板执意要在葡萄酒中勾兑雪碧，当被一名骑乘英国纯种马的年轻西方式贵族侮辱后，他陷入了深深的身份焦虑当中。可以说，范所扮演人物的身份焦虑体现的正是一代中国富人的山寨症候，而这种症候和中国其他阶层的山寨症候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异。
可以说，整个中国在以崇拜西方的方式将自己山寨化。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自我堕落、自我流放的最典型代表。
随着中国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在本世纪初开始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房地产运动中，整个中国的城市空间景观被迅速的毁灭和重建，中国的文化学者戴锦华认为，整个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工地(新华社记者王军的畅销书《城记》详细描述了北京市的现代城市化进程)。而在这场房地产运动中，各地的地产商都通过贩卖一种西方式的建筑和生活方式来销售自己的楼盘，而这种概念很好的刺激了中国新富阶层的购买欲望。如果你有幸在中国的大城市旅行，你会看到众多的高档住宅社区被设计成古希腊或巴洛克风格，山寨凯旋门和维纳斯更是遍布全国。近几年，地产商们又推出了一种本土化的概念营销，主打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和生活概念，于是你会在外观为欧式的社区内部空间看到带有飞檐和壁画的精致中国仿古建筑，和园林布局。我想说，这些社区完全可以叫做山寨圆明园，那个曾经被西方入侵者建造并烧毁的著名清代皇家园林。在这样全国性的造楼运动中，社会记忆和文化身份被迅速地改写，而这种改写的范本恰恰来自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域。
这种自我流放更深刻的体现在中国的文化领域，那些被中国人视为最优秀的本土文化而向西方输出的的文本，其实也带有这种山寨的特征。戴锦华认为，华语世界最优秀的那些电影导演们，无论是获得欧洲电影节确认的张艺谋，还是获得好莱坞确认的Ang Lee(译注：李安)都是通过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改写传统中国和革命年代中国的方式获得一种西方审美下的确认。更加激进的中国学者黄继苏甚至使用了这样的表述：不论是张艺谋的巩俐还是李安的汤唯，都是通过卖儿卖女和向西方下跪的方式获得赏识。
我不想去评价这类激进阐释的适当性，至少在我看到的，中国导演对西方审美和评价体系的自觉学习和运用。上文提到的贾樟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中国的文艺界和青年人中，贾因其作品中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原创性”和“本土性”而受到大力的追捧，成为“第六代”导演中的领军人物。然而，贾其实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西方的人，他很善于发现西方现代性批判在中国的试用性，他的作品主题几乎无一例外的指向了“毁灭和重建过程中的迷失”这个现代性母题。至今他所获得的最高荣誉是《三峡好人》的威尼斯金狮，而这部片子正是关于全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大坝。而他的最新作品《24城记》，正是关于中国近年的房地产业。他的第一部获得本土公映的影片《世界》，正是发生在具有山寨特征北京世界公园中的一个爱情故事，而他自己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说，他在《世界》中使用的 flash动画等视听语言的表达方式，是有意借鉴了罗兰.巴特的句段关系组合理论。如果按照黄继苏的观点，贾樟柯也仅仅是在把中国的现代性景观贩卖给西方。
有趣的是，贾个人的奋斗历程也是颇具山寨特征，在他的故事长片处女作《小武》中，那个北方小城的无业青年小偷小武正是贾早年经历自传式的投射，他并不是中国唯一的电影学院的正式毕业生，地下电影的拍摄经历也无疑带有冲破壁垒的山寨特征，在他成功后，被西方艺术电影体系和中国文艺界确认的大师身份似乎也正是隐喻了一次自我奋斗和自我流放的完成。
更进一步的八卦，我发现，分别作为“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张艺谋和贾樟柯都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是所谓的“无身份的个人”，他们个人奋斗的成长经历作为一个好莱坞似的现代神话，连同他们的作品受到了中国普通民众同样的追捧。有趣的是，作为“第五代”中的另一位重要导演，出身传统中国贵族知识分子家庭的陈凯歌却在凭借《霸王别姬》获得华语世界唯一金棕榈奖的短暂辉煌后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冷遇。我觉得，这个事实正是对当下中国现状的并非偶然的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