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仲乐
日前,上海有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新英雄闯荡上海滩,不限户籍个个精英》的文章,文章写道:“‘新上海人’,浦东密集度最高,办公大楼里最多。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在浦东的饭店酒店,连拉门的服务生都是说普通话‘先生先生’的,在浦西,黄河路美食街上一片上海话敲车窗:‘阿哥阿哥吃饭伐?’可见新旧上海人密度差异。”未曾想此文严重刺激了正宗上海人的情绪,招来一片讨伐之声。导致的结果就是该报社区版编辑部发表致歉声明。但是,“道地上海人”的怒气远远未能平息,他们进一步要求报纸在头版发表致歉声明。
说上海话就是没文化?此说当然站不住脚。语言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同样都是交流思想、表达情感、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与手段。另一方面,不同的语言(方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固然体现了文化的多姿多态,但由于文化之间所谓“主流”与“边缘”之分,虽说语言之间是平等的,但是有些语言总是比别的语言更平等。目前世界上半数以上的语言有灭亡之虞,而一种语言的式微与消亡同样也是其所代表的文化的式微与消亡；方言及其代表的亚文化同样也会面临相似的处境。语言是文化的最后一块阵地,尊重与保护语言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正像尊重与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一样重要、一样刻不容缓。如果上海某报这篇文章所论的现象是存在的,这说明“海派文化”显现出变革的端倪,这本身是再自然不过的情理之中的事情,仅就最近的三十年而论,整个国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以及“海派文化”焉有不变之理?至于在这种变革当中,上海会变成一个“熔炉”,熔铸出新的“海派文化”,还是会成为一盘“沙拉”,各种文化在这里五色杂陈、互无联系,这一问题另当别论。但是,不管将来的“海派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面相,上海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要造就自信开放的城市文化,上海人就必须有开阔的胸襟和自信的心态。
但是,一篇小小的文章何以让某些上海人如此介意呢?我看并不完全是因为该篇文章将“上海话”和“没文化”扯到了一起,而是因为这篇文章所描述的一些现象戳到了某些上海人的痛处。首先,该文将上海做了浦东、浦西之分,而且这段描写当中陆家嘴与黄河路、大酒店与小饭馆、服务生与店伙计,以及与前者相连的普通话,与后者依傍的上海话所形成的一系列对照。回想三十年甚至二十年前,浦东那地方用阿拉上海人表示不屑的一贯语气来说,它是“乡下”!乡下,侬晓得吧?可是后来乾坤倒转,十多年前民间就已经有了“宁要浦东一张床,不要浦西一间房”的说法,十多年下来浦东取代浦西,已俨然成为新上海的名片、窗口和亮点,而在这块新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地盘上、在缔造着新财富神话的活跃人群当中,那些操着普通话的“乡下人”已经越来越多。
然而,上海要剥离旧体,重铸新躯,成为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人就必须经历这种嬗变的痛苦,如果这也可称为痛苦的话。在北京的中关村究竟有多少人是操着一口京片子的“老北京”呢?中南海里就更不用说了。而在我暂时寄身的洛杉矶市,且不说时时可闻的各式风味儿的英语,很多公共场所的标识都是英语、西班牙语乃至汉语三语并存,ATM机的操作指令也是如此。拨打服务电话,时常会听到“请选择服务语言,英语请按1,西班牙语请按2,汉语请按3”,我曾就此和一位白人朋友开玩笑说:“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听到‘英语请按2’了,你们的白宫都已成了‘黑宫’,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他听了竟然笑得那样开心。可不是吗?美国现任的“第一丈夫”往上追一代就到了非洲,“第一夫人”往上追四代,她的高祖就是黑奴,死后被扔到了乱葬坟里。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繁盛的国家,与其巨大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相形之下,“道地上海人”对此事的过度反应还是折射出几分小气的。上海话当然不是没文化的象征,但是上海人这么做却着实不能说是有文化的。
不过,如何在强弱不一的多元文化竞争与融合当中,保存本土文化却也的确是个问题,否则就像清朝统治者一样,两百多年的统治结束之后,居然连皇上都不会讲满语了,可真是“在茫茫人海中丢失了我自己”。但是,美国小说《根》里的主人公,黑奴昆塔宁肯被打死都不接受主人赐予他的英语名字,因为对他来说,“昆塔”是他本民族文化的最后一个可怜的符号。而今天黑人的子孙讲着英语,一路闯进白宫,当上了美国总统。事情就是这样吊诡,真有几分说不清楚。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