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士兵
吹风，能透气解闷，祛散迷茫。国新办2月2日举行的新闻背景吹风会，让人在金融海啸集压的重重迷雾之下，有所释怀，有所期许。
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称，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大约有两千万的农民工失业返乡了。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将要面对的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课题，其中关联的诸如农民工再就业、社保缴纳以及农村稳定发展等等问题，哪一样，都可能牵一发动全身，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尽管政府在相关问题上高度重视，做了大量工作，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上加以体现，但是，受金融危机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农民持续增收与农村稳定发展方面，未来仍然存在着种种风险与挑战。欣慰的是，在这样的吹风会上，官方对相关问题，哪怕是所谓的“敏感性”话题，都不但没有刻意回避，还主动进行回应解析。
比如，香港明报记者提问，2008年从贵州到云南到甘肃都发生过民众和当地政府的暴力冲突，当2009年再发生这样事故的时候，基层政府应该怎样处理？陈锡文的回应是，农村出现群体性事件，让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到第一线，直接到群众中去面对面地做解释和说服工作。除了发生打砸抢烧这些不幸的情况之外，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就是旨在通过理性的谈判机制，来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而不至于付出更为惨烈的代价，这种权力理性，实际上就是在为赋予农民群体的话语权开道。
金融海啸中，农民工其实是最为无奈的群体。过去长期的“临时化”管理状态，使这个群体很难获得公平的权利与服务。尽管说，现在许多行业也刮起了裁员风，但是，基于《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制度法规的约束，大部分员工在自身权利维护方面，还是能够利用相关话语权来进行博弈的。而农民工群体则不同，可以说，在劳资博弈中，这个群体是最为弱势的。这一点，每年两会上农民代表委员所占的比例，就是印证。
在一下子出现约两千万失业农民工返乡的语境下，围绕农民或者农民工群体的利益与权利诉求———工资拖欠、社保中断、孩子失学、征地补偿等等，必然形成种种复杂的博弈。显然，只有最大程度地给予农民群体话语权，才不会加剧他们的边缘状态。与之相反，那种摒弃对话机制，出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就简单动用警力的做法，则会在他们内心形成更大的心理断裂，最终使民意无法顺利传送，使矛盾被积蓄酝酿更大，形成更大的社会危机。这方面，去年云南的孟连事件，就是重要教训。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之下，更需要以民主宽容的姿态来对待社会矛盾。一个宽容的社会，才会获得和谐。民主与宽容，就是给予社会各个阶层平等地参与意见博弈，表达各自利益诉求的机会，这样，他们各自代表的利益才能获得平衡实现。对于农民或者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原本就生存在权利相对逼仄的空间内，现在金融危机又造成大量农民工返乡，这寓示着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可能遭受到一定的恶化。这个时候，要实现对他们有效的安抚与救济，自然就不能再有任何的冷漠无情与责任推卸，更不能再对这个群体进行过度粗暴的剥夺。
农村出现群体性事件，原则上不动用警力，这是一种权力的理智与清醒。由此，我们才能赋予农民真正的话语权，让他们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使赋权于民，还权于民成为现实，使返乡农民工不会向社会传递更大的锐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