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
教授不过是高级农民工
自从湖北武汉论文写作中介公司被曝光之后，新闻媒体记者朋友的采访不断。我曾经开玩笑地说，强烈建议政府部门增加相关职业门类，大力发展这一产业。
天下文章一大抄，既然不强求论文都有创新性，那么，不妨交给专业的机构进行专业化的运作。记者朋友不依不饶，认为现在不但学生抄袭他人的论文，大学教授也公然抄袭他人作品，简单地用市场需求来解释，恐怕有些说不通吧。
其实，这位记者朋友太不了解大学教授的处境了。
在大学里面教授就是一个高级的农民工，定额的考核指标，迫使大学教授不得不急功近利，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核定的科研工作。如果教授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那么，就意味着考核不合格。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教授同样需要求助他人炮制学术论文。不少担任领导职务的教授，虽然可以自定规则，减免自己的工作量，但是，既然顶着教授的头衔，把自己打扮成学科带头人，那么，总不能每年“剃光头”吧。于是，要求学生代替自己完成工作量，署上自己的姓名公开发表几乎成为学术界的惯例。一些学生眼高手低，于是便雇用枪手，剪刀加糨糊，完成老师布置的所谓学术论文作业。
引自西方的学术评价体系
现在人们感叹，假如没有互联网络的存在，中国的学术腐败不知道将会呈现怎样的状态?
由西方而来的学术评价体系，是一种工业化的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的特点就在于，强调知识的原创性，重视知识产权的效益性。只要抢先获得知识产权，那么，就可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样的知识产权制度对于先工业化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那些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依靠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垄断知识财富，即使后工业化国家具备了生产和制造某些产品的技能，由于知识产权的阻隔，他们也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创造力，转过身去购买先工业化国家的知识产权。
不仅如此，工业化时代先进国家建立了一整套非常复杂的科学研究评价体系。这些评价体系有利于保护先进国家的知识产权。譬如，在学术论文的评定方面，既要考察形式的要件———要求学术论文必须有非常复杂的注释;同时又要考查内容———只有发表在学术同行承认的学术刊物上，其学术价值才能被承认。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知识传播体系。这种传播体系与西方国家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当我们套用西方国家的评价标准和法律制度，来评价中国科学研究状况的时候，明显地感到方枘圆凿。在中国古代，一些文人雅士为了弘扬自己的观点，假托他人发表著作;西方学者强调字字有来历，中国学者则强调化境，借用学者的话来说就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朦胧的、含蓄的意境。
少数海外归来的学者试图按照西方的标准，重建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可是他们不知道，可以人为地按照西方的标准，打造一篇又一篇学术论文，但却无法保证学术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某大学教师开发出一个软件系统，试图通过关键词搜索，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现抄袭之作。记者朋友询问我，这种软件是否很受欢迎?我告诉他，这样的软件注定没有生命力。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试图以技术化的解决方案，化解中国传统文化所隐含的深层次问题，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进退失据———假如关键词太少，那么，就会发现天下文章一大抄;如果关键字特别多，那么，软件的使用者就会发现，这个系统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不少西方学者强调“数目字管理”，以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数目字管理系统，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他们不知道，数目字管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本不兼容。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一种心灵的认同，而作为思想表达的载体，则可以多次重复、不断地袭用，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借用、化用、挪用、错用等形式，把别人的学术表达进行演绎，从而赋予新的思想含义。这样的学术传统，面对自西方引进的知识产权制度，不免产生种种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