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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东飞
离开了宏观经济大环境，财富当然有成为无源之水的危险。本周，1月份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公布，CPI同比上涨1.0%，而PPI同比下降3.3%。安邦集团分析师周子勋认为，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已初显成效，CPI、PPI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有些许回暖，但此类反弹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经济学博士马光远在《东方早报》分析说，对于1月份CPI和PPI本身的“温和数据”，如果站在2009年一年的趋势观察，我们更应该避免盲目乐观造成政策的不当和犹豫，使中国经济陷入可怕的通缩。
应该说，宏观大势依旧严峻，对于作为市场主体和财富制造者的企业来说，考验刚刚开始。2月5日，联想在披露上年度第三财季黯淡业绩的同时，宣布易将换帅，联想元老柳传志重返集团董事局主席位置。对于柳传志此番回归，媒体作出了多种解读。《华商报》发表叶檀文章认为，此举意味着联想正面对全球金融风暴和企业业绩下滑的双重危机，说明了杨元庆作为“带头大哥”的失败，以及中国企业对精神领袖的依赖性。《上海商报》的社论则对此持赞扬态度，认为联想在危机中没有一味求助于政府，而是展开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变革，这是著名企业应有的表现，值得其他企业学习。
联想换帅能够获得肯定，基于他们继续奋力创造财富的姿态与精神。国泰君安的意外曝光，却与他们急于分配财富的举动有关。在金融危机肆虐之际，国内最大券商国泰君安却逆势出手，将其2008年薪酬福利费用由预算中的20.41亿元，大幅提升至令人瞠目结舌的32亿元，相当于平均每个员工100万元。此事揭露，舆论哗然。财经评论人易鹏在《新京报》上指出问题的要害，国泰君安2008年的利润大多来自法人股减持，这种“体制性收入”来自政府给的优质资源。而以此作为盈利的主体和高管的业绩，支出巨额薪酬，不啻是将国有资产转移到了个人腰包中。
数日之后，相关部门即对此事作出反应。一份《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根据这一文件的界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元人民币。《中国青年报》发表罗晋的文章，对“似乎合情合理”的薪酬标准提出了异议。文章说，高管年薪中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巨额的绩效年薪。当年，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原总裁陈久霖一边造成巨额期货亏损，一边继续享受着巨额奖金。如果对国企高管的绩效考核是笔糊涂账，中国版限薪令再严苛又有何用？事实上，绩效薪酬不是问题的全部。《新京报》就认为，考虑到目前金融企业属于非竞争企业的现实，决不能随意放开股权激励的禁令，避免合法地瓜分国有资产。
分配财富本身不是什么坏事，人类创造了财富就是要用它来改进自身福祉的，关键的问题是要分得合法合理，有时候还得讲究有效有用。在国泰君安算计着如何将利润转化为薪酬的时候，张维迎教授在大胆建议“将近2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拿出一半来分给老百姓”。有点意外，有点犯晕，就像去年上海政协委员邢普提议给全国人民每人发1000元红包之后，让社会有点反应不过来一样。比方说，潘成夫就在《东方早报》评价说，张教授的建议比较缺乏基本常识，还有点瞎折腾。《广州日报》发表署名清议的文章，更是指责张维迎不知“外汇储备”为何物，不知国民财富分配的基本原理，不知滥发货币可导致的恶果。
老实说，这样的“没常识、不现实”的批评，在邢普身上早已发生过。现在怎样？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日前表示，地方政府发消费券“可行”，商务部也在研究该问题。尽管消费券和红包还是有所不同，但消费券可以看作是红包的替代品，其意义和机理是相通的。《新京报》的社论认为，把钱直接发给公众，总比把钱交给公众的代理人让人更放心，并期待消费券能够成为改革中国发展模式的转折点。同样，对“平分一半外汇储备”的建议，也不缺乏支持的声音。旅美学者薛涌认为这个建议是让财富回归百姓手中，建议持反对意见的精英别再犯傻气。上海财经评论人阿西则从专业的角度，论证了均分外汇储备不存在技术难度。
说到技术，忽然冒出来的一个词叫做“技术反腐”。有人发明了同位素反贪办法并申请专利，其原理就是在钱物上加入放射性同位素，反贪部门用仪器就能查到钱物隐匿的地方。曹林在《燕赵都市报》上披露了比这更雷人的“技术反腐”措施，比如安装GPS防止公车私用，定期称体重防止公务员大吃大喝。作者认为，这些措施是很可笑，公众有理由笑，这是一种对反腐无力的恶搞。其实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一种对财富分配不公正的恐惧，恐惧过度便难免使思路变形走样，最终产生了幼稚和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