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翰存
今天，不少作家和评论家同时感到，以私人话语和个体经验为主要依托的一种写作潮流，已经越来越显得狭隘，也越来越没有多少意思了。
10年以前，当这种写作在文坛兴起的时候，它是有冲击力的，人们窥奇于其中的隐私的裸露、欲望的舒张以及自娱的大胆。不管欣赏也好，骂也好，局面非常热闹。作家跨越了社会言论及伦理的边界，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找到了作品的卖点，很是火了一把。所谓“美女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的走红，作家们名利双收，就说明问题。当然，这只是“私人化写作”中的一些极端现象，还有更多的作家虽没有冠以这种称号，但他们的写作其实是同一个路数，他们沉湎于自足或自恋的状态，相信个人的一点才情，依赖一点经验，再加上一点采风的素材，就可以把写作维持很久，并且沾沾自喜。
笔者曾认为它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叙事转向，它脱胎于历史上的意识形态文学、“大我” 的文学、个性主义膨胀时期的文学，而后回落到一种切实的状态， 因而，这种写作是性感的、具体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是生命感觉的觉醒。现在我认为这个论断仍然在一定的语境中有效。问题在于，文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不断有新的因素融入，不断在各种叙事因素的碰撞中达到和谐与寻求突破。在时间的向度上，任何一种写作模式持续太久了，都是对文学创造性的妨碍，也是对艺术审美的伤害。这种写作持续到今天，连作家自己都感到疲软了，觉得那些有限的个人生活经验已经被自己掏空了，没什么可写了，玩不出新花样了。读者呢，也感到审美疲劳了，看来看去就那些东西，无非物质、身体欲望、时尚刺激、小资情调等，读起来有些大同小异了。
这种文学变得对生活隔膜起来。作家们找不到一个足以支撑他的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的故事，又不肯放弃个人的一点小心得、小经验，于是就硬着头皮写，要么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绕来绕去，要么在一些情节上胡乱编造，勉强往前推。他们暗地里都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充实，站不起来，与世界隔膜。世界之大，每天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发生。文学不能面向世界的广阔性与丰富性，不能引发与个体经验相联系人类普遍经验的介入，而一味沉湎于琐俗的、偶在的、完全私有的生活表达，这是文学的死路，也是作家的悲哀。
因此，就像一个人在房子里闷久了需要出去走一走一样，文学也需要出去走一走，从单独的、过分自我的状态里超脱出来，去面向街道，面向广场，面向乡村，面向大众的面孔。鲁迅有一篇杂文《“这也是生活”……》，记述他病重时夜晚在床上醒来，让许广平开电灯，他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许广平没理解鲁迅的话，只是给他喝了一口茶，又躺下了。“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定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在病重不能走出房间的时候，仍然想“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并且想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透露了一个伟大作家的职业习性，也透露了他对外在世界的牵心。
当代作家太需要有这种“看来看去的看一下”的精神了，惟其有对世界的牵心、洞察和爱，才能写出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有关系的伟大作品出来。评论家谢有顺认为鲁迅的写作是一种“旷野写作”，他笔下的人是有天有地的，是在天地之间行走的人。无论前面是坟墓还是鲜花，他在行走中孤绝艰难地抗争。和鲁迅相比，中国大多数作家呆在密室里，写房间里那点事儿写了太多年了，如有一个从密室到旷野的精神流转，就可能产生一个大的突破，而不是闷在里面。
确实，现在作家们面临一个“二次转向”的问题，如果说从当年的意识形态写作、“大我”的写作到个人化、私人话语的写作是一次大的叙事流转，那么现在则需要从这种个人化、私人话语的写作方式中走出来，重新面对世界。这不是要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而是走到有新的叙事因素不断融入、各种有益的叙事因素不断碰撞、平衡、寻求突破的新路上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在尊重作家个人经验与话语的基础上，重新创造文学的公共价值。这需要我们去多多地体验外在于个人圈子的生活，走进“无穷的远方”，积累丰富的素材，并且让这些素材“回炉”到个人的生命感觉中，达到表现的真切与自洽。这需要我们改善原来内敛的、自倾的思维方式，把感官 “外放”到“无数的人们”中间去，体察他们的苦难、忧愁与欢欣，倾听他们岩浆一般的呼声。这需要作家们迎接这种呼声，用文学的方式，对社会公共生活发言。
曾几何时，文学对社会公共生活发出的声音已经微弱到可怜的地步了，作家们的聪明或冷漠，他们的自动弃权，已经让当下的文学丧失了应有的功能与尊严，人们不拿他们当回事儿了。这深重的悲哀，只有通过作家自身的努力才能改变。我们不是有“文学干预生活”的伟大传统吗？重新传承这一传统，重塑文学的公共价值，可能会让读者有所期待。(原题：呼唤写作的公共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