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GDP论不无道理，要骂就去骂那些扭曲的人
4年多前，我们一群新入学的国际学生在暑期一起上英语课。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每个人要做一个10分钟的发言，主要是介绍自己所在学科的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我当时介绍的好像是“经济增长”。我说完之后，底下众多不同学科的人们提了一些问题，最后焦点的争论就是为什么我只谈GDP而不谈别的东西，用国内的话说就是为什么要“唯GDP论”。
我已经记不得我是怎么回答那些问题的了，我猜测我的答案不会好到那里去。后来学多了一点经济学我就明白，经济学并没有唯GDP论的倾向。就拿最经典的索罗增长模型说，在那个模型里，GDP最大化绝对不是福利最大化，事实上，在那个模型里GDP最大化的结果是福利最小化（储蓄率为1，消费为0，也就是大家像奴隶一样工作，最大程度的积累，最小程度的消费）。中国现在的储蓄率大约为50％，美国大概是15％，所以中国更接近于索罗模型里GDP最大化而福利最小化的情形。这大概也是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社科院演讲时说，降低储蓄率有利于增加中国人民福利的原因。
但我相信有不少经济学家是持接近“唯GDP论”的观点的，而且是有原因的。哥伦比亚大学的Sala-i-Martin教授，还有世界银行的David Dollar等人的研究一次又一次表明，比起世界银行那些所谓更有人文关怀，更加综合的扶贫计划和项目，在过去30年里，这个世界最成功的扶贫项目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数以亿计的人口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摆脱了赤贫状态(一美元一天或者两美元一天，按美国价格计算)。虽然，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使得不同的人群享受经济增长带来好处的程度不同，但整体的效果是，大部分人都得益了，有些人得益多，有些人得益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赤贫的人口而言，最大的真理就是“唯GDP论”。如果一个人只有1美元一天(按PPP计算，我估计按美国价格计算的一美元一天相当于在中国4块钱人民币一天吧)，什么样的其它关怀都没有让收入增长来得更实在。
有些对“唯GDP论”的置疑并不在于“唯”这个字，而是在于GDP这几个字。有人觉得GDP不能反应很多东西，比如说环境的破坏，比如说收入分配的状况。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就是专门研究绿色GDP的，世界银行公布的指标里面有各种经过调整的GDP，经济学家和很多其它专家一起，其实构造了很多更综合的指标。用不用这些指标，恐怕就不是经济学家说得算了。
如果一个学科被某些人庸俗化了或者扭曲了，去骂那些扭曲的人，不要骂这个学科。（郭凯 经济学者）
被扭曲的GDP还没到“以死谢罪”的时候
这些年，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游戏刺激之下，一些地方官的“GDP崇拜”已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放眼望去，大多数省市GDP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各地GDP相加的总和多年远高于全国GDP总量——— 极度扭曲的GDP一直背负着太多骂名。现在，终于有人失去耐心，建议让地方GDP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以死谢罪”。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统计法修订草案时，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由于统计科学性和地方领导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应该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统计，地方只管卫生、教育、就业、环保这些硬性指标，彻底纠正现存的不科学的发展观。（12月29日《新京报》）此建议被很多网友认为“好得一塌糊涂”，在新浪网所做调查中，高达88%%网友表示支持，认为“不应该取消”的只占一成。
官员唯GDP马首是瞻，为了“搞活经济”，不惜拉高房价物价不断折腾老百姓的小日子；为了招来商引来资把税收拉上去，不惜对污染别过头去假装看不见；为了在国内排名短期靠前，不惜将属于儿孙的资源提前弄出来浪费式消费；为了拿经济数字换乌纱，不惜一门心思地大搞政绩工程而长期懈怠民生建设……要说GDP的罪过，的确可以列出不少。笔者曾是“唯GDP论”坚定的炮轰手，曾多次撰文谴责这一经济至上的思维，但坦率地讲，面对呼吁让其“以死谢罪”的强烈建议，我还是有些不以为然，为此要在这里呼吁“枪下留人”。
理由很简单：说到天上去，GDP也不过就是一种经济核算的方法，本身谈不上多少善与恶，关键在于在它身上附加了什么。现在，GDP统计被搞扭曲了——— 注意，是被“搞”扭曲了。怎么“搞”的？核心矛盾在于两方面：一是作假泛滥，数字不是被敬畏的客观存在，而是长官意识之下的任意变形的橡皮泥，甚至“要政绩的时候是一个数字，要补助的时候又是一个数字”，但因统计作假的行为25年来几乎就没有处罚过县级以上的官员，这俨然是对造假文化的纵容。二是被看得太重，地方GDP本应该只是经济水平的参照，现在却成了考核干部、决定升迁的重要砝码，成了衡量各地发展水平的硬杠杠，升官也它丢官也它，肩膀上扛下这么多东西，能不扭曲才怪。
所以，核心矛盾不是取消地方GDP的统计，而是如何矫正、规范这个统计；是如何正确、科学地评价政绩。
实际上，GDP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督促官员在发展经济上的热情与动力，这些年中国经济这么快发展不能说跟它的刺激毫无关系；它对于地区经济发展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中国这么大，各地发展水平很不均衡，光留下一个全国GDP并不足以描述区域发展的状况。如果我们自己转不过弯，即便强令地方不搞GDP统计了，还会有其他的某个“G”来扮演这个角色，什么卫生、教育、就业指标，只要你的指标是“硬”的，作假数字“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游戏就还会继续玩下去。
当务之急是，先卸包袱，后挤水分，让GDP回归它的本源。所谓卸包袱，就是彻底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建立科学、民主的政绩考核，摆脱“唯GDP论英雄”的老路，将环境污染、公共服务，尤其是群众满意度等纳入评价官员的机制当中；所谓挤水分，就是将统计作假列入失职渎职甚至滥用职权的范畴，加强惩罚力度，以重典矫正作假泛滥的空气，重树统计尊严。
从哪里被扭曲的，就应该从哪里“扭”回来，而不是我们把这种在国外也常被认同的统计核算方法搞坏之后，简单地让其以死谢罪，眼不见心不烦。这等于因噎废食，也等于粗暴归罪——— 这些罪不是GDP三个字母就能扛起来的。（华商报 毕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