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聚焦：“如果这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最想说的是什么?”在昆明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的主题班会上，当看完了一部生命如何从受精到呱呱坠地的影片后，心理辅导老师牟洁给学生们出了一道题：写“遗书”。不少家长相当紧张，并对这一教育形式表示质疑。笔者很诧异，“死亡教育”不容争议，为何如此紧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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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最想说的是什么?”在昆明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的主题班会上，当看完了一部生命如何从受精到呱呱坠地的影片后，心理辅导老师牟洁给学生们出了一道题：写“遗书”。不少家长相当紧张，并对这一教育形式表示质疑。
当生命走到最后一天，必然的走向死亡，笔者想，每个人被问道“生命中最后一天最想说什么”时，都会沉重的思考死亡这个沉重的命题，而当我们陷入这样的沉思中，必然会引发对人生种种命题的思考，这是一种很好的自我学习与沉淀。让学生模拟写“遗书”也是让他们直面“死亡”这个话题，可是这一纸“遗书”没有引发对“死亡”的思考，却引发对“死亡教育”的争议。笔者很诧异，“死亡教育”不容争议，为何如此紧张。
生死和爱是人类最恒久最沉重的命题，尤其是死亡，沉重到我们没有勇气提及，甚至偏执成迷信。于是长久以来，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里，“死亡” 二字一直是忌讳，有意无意中这忌讳已然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心理惯性。平日里，家长教育孩子时涉及到死亡时就异常的小心翼翼，家长们的紧张自是担心孩子因“死亡”而恐惧，如今要让朝气勃发的孩子们写“遗书”无疑是犯了大忌，家长们当然会紧张。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家长们的紧张也折射出社会对“死亡教育”的态度，甚至是我们对“死亡”的态度。
固然，死亡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每一个生命的逝去必然牵连着无数个伤痛的心，这也让人难以去触及“死亡”这个话题。让正在茁壮成长的孩子们面对“死亡”这个话题自是很残忍。但是，从哪里来，从哪里去？生与死不是一个自然命题，也是一个哲学命题，每一个生命都必须面对这个命题。死亡教育其实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理解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告诉孩子不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珍惜别人的生命。因为长久以来对“死亡”的禁忌，导致人们误认为死亡就是恐惧和解脱，这其实就无形中扩大了生的无奈，轻视了死的价值，也是对生与死尊严的一种误解。这样误解直接导致许多人借死亡来解脱，更甚有人拿别人的死亡来解脱。
前阵爆出的几起弑师案，让人为之扼腕叹息，抛开其中的社会、教育、心理等问题不说，学生们为何如此残忍的杀害自己的老师，有什么怨恨一定要用死亡来解决？如果，他们在那一刻重重的掂量了生命与死亡的重量，还下得了手吗？再看珠海故意撞人案，作案的目的竟然是厌世要报复社会，可却将死亡的悲剧转嫁到他人身上。斯人已逝，这些悲剧和死亡教育看似乎没有必然联系，但今天思考“死亡教育”这个话题时，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事人观念中心存对“死亡”的敬畏，是不是会手软呢？诚然这只是一种毫无逻辑的假想，但无不说明，“死亡教育”的重要性。生命化教育的一位倡导者透露，他在对一些山东、上海、福建的一些中学生进行调查，涉及的问题有“你有没有想过自杀”或“有伤害自己的想法 ”。调查结果是，想过自杀的人占的比例是20%，有身体自残或伤害的超过了20%，而这个结果父母是不了解的。很显然，他们缺少对“死亡”的理性认识和敬畏，这就很容易导致半懵懂的孩子们以死亡这种最激越最极端的方式来应对挫折。说到底，有了生的教育和爱的教育，如果没有“死亡教育”就是生命教育的缺失。
其实，对“模拟遗书”的争议中，有一部分人似乎是赞同“死亡教育”的，只是他们认为让孩子写“遗书”这种方式不对，甚至适得其反，他们的论据大抵是在中国现有的社会文化心态下，会为“遗书”抹上娱乐的色彩。其实，笔者看过新闻报道后也担心，会不会有孩子以身试信，丢下遗书，玩“死亡”；但是把这事放到普通课堂，把这个命题当成一个话题，孩子们会认真思考的，汶川大地震后，无数懵懂的孩子已经直面了这个残酷的问题，孩子表现出来乐观、勇敢足以坦然看待“死亡教育”。再退一步说，这就是一堂语文课、哲学课，没什么值得渲染，更无需紧张，就算语文学得再差，也要会写遗书。
死亡教育应该是全人类的话题，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应该常常静下来思考：当生命走到最后一天，最想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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